■王缙苓

  2008年6月，韩寒、陈丹青——一个是游走于文学风口浪尖的“80后”小生，一个是大胆与高校教育体制抗衡的“50后”画家，看似没有交叉的两条平行线，却意外在某电视节目上碰撞出了夺人眼球的焦点：否定新文学以来的茅盾、巴金、冰心等大家。

  如果单纯只是说否定，未免还太委婉，请看两位当事人的几句原话：

  “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。”（韩寒）

  “巴金，写得很差的。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。老舍还好，但是不禁读，读过就可以了。钱钟书当然学问好，见解也好，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。”“巴金小时候读过，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几乎全忘了，晚年的东西完全没有办法读，什么《真话集》，完全是一个北京破坏掉的一个人在说话，他已经没有了才华。”（陈丹青）

  “他们最差的就是文笔，我一点都不能读下去。”（韩寒）

  这些话当然会引起风波。他们的言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前些年频频发生的类似事件，比如王朔对鲁迅的调侃，郭敬明、韩寒对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的揶揄，等等。这种“文化弑父”的行为，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哗众取宠的炒作行为，也可以看作是布鲁姆所说的“影响的焦虑”的表现形式。为什么他们要屡次对文学史上的“大师级”人物评头论足，屡次以极端轻视的态度在公众媒体上“大放厥词”？

  韩寒自踏上文学道路以来便一直以标新立异为特色，无论是“新概念”比赛中《杯中窥人》雕饰出的犀利老成的笔锋，还是《三重门》里对现代校园生活阴暗面的揭露，似乎大有“人不可为，而偏为之”的“气度”。在这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少年心中，一鸣惊人、一炮而红的希望可谓极度迫切。在与陈丹青的对话中，韩寒毫无掩饰地说起自己创作的初衷：“我当时可能比较喜欢出风头，一篇文章1000个字，我想怎么把这个1000个字写得很精彩。”在当代的话语背景下，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，直至进入本世纪以来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已成为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“写作动机”。当然，创作原动力不能成为否定或者肯定一个作家的全部标准，毕竟文本的质量才是核心。以韩寒为代表的一类新兴作家，需要倾尽心力的恐怕不是去考虑怎样否定前人，而是探讨怎样提升自身的创作水平。

  “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”，中国现代文学身上烙下的是一个个滚烫而鲜红的现代历史的印记，那些深深的烙印是擦不掉、洗不尽的。当我们信手拈来一段又一段新潮的语言作为武器攻击前人的时候，请不要忘记这武器正是前人替我们打造的，是他们用睿智与勇气开启了白话文的时代。历史就如同作家写作时挥之不去的外衣，纵然是在“个性化、个人化写作”盛行的今天，比较聪明的作家也不过是把它换成了不易被认出的“便衣”，抑或是施过法术的“隐形衣”而已。诚然，巴金、冰心和茅盾等人的作品确有“死穴”可点，评论界的质疑之声也不是到今天才有，但韩寒单以所谓“文笔论高低”的标准来评判显然是过于简单的。他在媒体面前摆出一副评论者的姿态，作家的身份退居其后，是“直率、坦白”还是“恶意炒作”，恐怕只得留待读者们自己去辨别。

  有“破”才有“立”，如今他们倒是一两句话就把新文学的经典“破”了。不过，“立”得是否坚挺，关键还在于“立”的支撑点是否结实。即使如愿以偿推倒了碍眼的“大山”，身后的“小土坡”依然只是一堆烂泥，那么类似韩寒的一代新人的力量也并不足以撑起中国文学这片天。

  2008年，两个新世纪的“红人”如此解读了文学大师；2008年以前，也曾有人企图将经典的帽子从大师们头上硬扯下来；而2008年以后，在崇尚言说自由、彰显个性的时代，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冷不防地站起来嚷嚷几句、闹腾一番。

  值得欣慰的是，人们所怀念和尊崇的那些人和那些作品，在经过了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荡涤后，在这个“唾沫横飞”的年代仍然被怀念，被尊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