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张继红

  作为2008年中国人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幕，“5·12”汶川地震在夺去了80000余同胞生命的同时，也给国人带来了强烈的价值震撼，生命、大爱、良知、怜悯、救助、奉献，成为这个悲伤的夏季里最主要的关键词，也引发了一场既出乎意料、也在情理之中的诗歌写作热。很短的时间里，人们自发地通过媒体、网络和各种传播渠道发表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，出现了“全民皆诗”的现象。不可否认，这些作品中有许多都是真挚感人和有艺术质量的，对全社会抗震救灾也有感召作用。有人甚至认为诗歌因此而出现了“复兴”的迹象，但知识界与诗歌界也有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。

  这次地震诗歌的创作数量之大、范围之广、速度之快、题材之集中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。无论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电子传媒，都达成了高度的默契，都以最快速度推出“地震诗歌专号”及其相关专集。《诗刊》编辑部赶出了两期墨色的“诗传单”，并将2008年6月号（上）作为抗震救灾诗专号。中国诗歌学会编辑的《感动天地的心灵交响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《有爱相伴——2008汶川》，珠海出版社的《瓦砾上的诗——5·12汶川大地震祭》，新世界出版社的《大爱无疆：我们和汶川在一起》都以最快的方式与读者见面。与此同时，各地也出版了地震诗歌集，江西的《撼动的情与魂——5·12汶川大地震诗祭》，四川的《不屈的国魂：汶川大地震诗歌选》，山东的《国之殇——5·12汶川大地震诗抄》，香港的《天堂之路——中国百名诗人四川大地震诗选》、上海诗人赵丽宏等编辑的《惊天地泣鬼神——汶川大地震诗抄》，还有广东诗人黄礼孩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《诗歌与人》特刊《5·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》，也都很快面世。另外，诸如诗传单、手机短信、赈灾晚会诗朗诵、赈灾诗集、网站论坛“网友赋诗”及大量民间诗刊等，也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参与了这一热潮。有一些诗人和诗歌团体把自己的作品集或自己编选的集子进行义卖，甚至有些诗人亲自奔赴灾区参与了救灾或新闻报道。

  这场写诗的全民诗歌活动，也引发了评论界对地震诗歌写作伦理问题的讨论。一些从旧的观念出发而书写的诗歌，更是遭到了网友与社会各界的批评甚至攻击，如替死难者代言“幸福”的说法，就遭到了尖锐的抨击。著名诗人如西川，就明确表示在这种时候诗歌出现了热潮，简直“太过分了”。这些都从另一方面提醒人们，在这类重大的灾难面前，诗歌写作确实面对一个重大的“伦理问题”。阿多诺说，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再有诗就是野蛮的”。人类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创痛，人类中的一部分犯下了这样难以饶恕的罪恶，人类还有什么资格、有什么闲情逸致写诗？所以像陈超、程光炜、耿占春、张清华等批评家，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写作现象进行了反思，认为在这样的时候，诗人应该对自己的写作权利与立场做出正确的思考和定位，方能使自己获得写作的资格。“自责给了诗人说话的凭信”（耿占春），“从这个角度说，我宁愿去讴歌那些用身体而不是用语言、用物质而不是用情感支援灾区的人，那些本身介入了救灾实践的人们更有资格书写他们的体验和思想。”（《我们会不会读错苦难——看待‘5·12诗歌’的若干角度》，张清华）大部分评论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肯定和征引了青年诗人朵渔的一首《今夜，写诗是轻浮的》，对于它所传达的自省精神予以赞赏，认为类似这样的思考是拯救地震诗歌写作、赋予写作者的写作以合法性的理由。

 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，对写作伦理的讨论也可能是他们所忽略的，毕竟在这样的时刻，以各种方式表达关爱之情、悲悯之心，总比淡然与漠然处之要好。更何况，在这场灾难中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价值观方面的进步——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“以人为本”的观念——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和深入人心的，所以除了那些不当的表达之外，绝大部分地震诗歌还是应该予以正面评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