茅盾文学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真正的“飞翔”？
 
 
  ■吴 楠

  2008年10月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、麦家的《暗算》与周大新的《湖光山色》获此殊荣。

  该奖一出，立刻在国内引起各界热议。有报纸即以《到底是“茅盾文学奖”还是“矛盾文学奖”？》为题，对结果提出了质疑，在各家媒体所公布的调查情况中，被采访的人士要么对结果表示无奈，要么闪烁其词地表达不满，要么表现出一种淡漠。少数专家表示了有限的肯定，认为每届评奖都是各方利益的一种平衡，能有一半的作品经得起历史检验就算是好的了。但说归说，所有态度都表明了对这个奖项的看重，无论如何，在当下中国文坛的体制条件与气候等因素之下，“茅奖”确属当代中国文学的“最高奖项”。

  据说此次“茅奖”的若干评选规则都有改变，评委会中“外地评委”占三成以上，评委逐渐年轻化，要求不能连续两届担任评委，还设置了监察监督小组。此外，入围作品在获奖结果确定之前皆入“起点中文网”面世，这是国内官方文学评奖活动第一次将参评作品推到一个开放的、广阔的平台上。因为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，所以受关注的程度也似乎比以往要大。人们都希望评出的结果是众望所归、无可争议的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作品，但结果则一如以往几届，只能是目前文学界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博弈的平衡，各种观念之间“最大的公约数”。就作品个案来说，每部获奖作品当然会各有特点，能够得奖至少也说明其在文本上有明显和可靠的优长，但是否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，则各有各的看法。与以往各届结果一样，几部作品大抵是各方趣味与标准的混合体现，比如《暗算》可谓是此次获奖作品中的一个“异数”，作为一部时下流行电视剧的原作，一部讲革命战争的“谍战”题材小说，既有陌生化叙事的特点，又与大众流行文化关系密切，还与传统的纯文学观念之间有一定距离。冷静分析，它的获奖绝非仅仅丰富了获奖作品的种类和题材范围，它也许还传达了某种微妙的文化与文学转型的信息，也许意味着新的流行文化与公共趣味的某种妥协。至于贾平凹的《秦腔》，也许并不是作者最好的作品——但终于有一个机会授予他一个奖了，也算有个“交代”。因为贾毕竟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，他和莫言、张炜、韩少功、张承志、李锐等为主要成员的一代作家，可谓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。至于迟子建，因为她一直是一个受读者欢迎、文学趣味比较纯美的实力作家，所以该奖授予她自然也不会有太多争议，增加“政治正确”的因素，至于小说的分量，则取决于不同读者的喜好了。周大新的《湖光山色》相比之下在文学界反响最小，但也许题材的某种优势又起了作用。总之，单篇作品似乎不好挑剔什么致命的毛病，但加在一起又不免使读者像以往一样，有种不满足、不过瘾之感。

  王夫之有言：“作者用一致之思，读者各以其情自得。”因此，任何一个奖项要做到十全十美都是不可能、也是不必要的，这似乎可以作为一种辩解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对近些年的小说做一个梳理评判的话，也会有很不一样的结论。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至少有10部以上的重要作品被“茅奖”遗漏或忽略。人们不禁要问，“茅奖”的选择标准、最终诉求究竟是什么？

  这就难怪学术界冷漠和沉默的态度了。不少学者都意识到了“文学精英集团”对“茅奖”的有意弃置，最好的例证莫过于近年出版的重要文学史论著，对该奖中绝大多数的获奖作品和作家，都从当代文学的链条上予以干净地“删除”。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号，作为体制内的最高奖项的小说不能进入文学史和大学课堂，其生命很难长存。我们还应记得，针对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，陈晓明曾呼吁要“郑重对待”，不要使之走向难以为“文学界大多数人士及广大读者认同的圈子化”，评奖应该经得起读者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。

  这是一个文化多元、消解权威的时代，如何使一个作为“公器”的文学奖更加合理公正，承担起确立文学标高与方向的职责，的确是令人深思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