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，无可厚非。“不过，还是希望能不以名气论长短，平等对待真才实学。更关键的是，不要将人才视为装潢的门面、炫人的招牌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”毛时安说。

　　

　　解析“大师焦虑症”（点评）

　　李泓冰

　　如果说真有“大师焦虑症”这回事儿，或更准确一些，叫做对“文化领军人物”的渴求，这并非是上海人的专利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文化艺术顶尖人才的追逐与争夺，各地都在或明或暗地较着劲儿。最新的例子，浙江杭州从四川“抢”回了作家麦加，就让川人在网上一片郁闷。而近来关于巩俐成了新加坡公民的新闻，以及关于赵本山落籍加拿大的谣传，一时都成了网民热议的焦点，对文艺人才的外流，不少人显得焦首煎心。

　　各地政府则用另外的方式，表达了对文化人才的高度关注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要求广州要努力吸引优秀文化人才，他认为：“众多的文化人孕育着文化大师，文化大师反过来又提升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，吸引着更多的文化人，如此循环不已，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辐射力。”

　　看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政府的构想和民众的呼声显得颇为一致。

　　上海在怀想着对鲁迅、茅盾、张爱玲的曾经拥有；广州也对昔时灿烂的群星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陈寅恪等念兹在兹——对“大师”的呼唤，何以在今天忽然显得如此殷切？

　　衣食足而后知礼仪。对精神文化的渴求，与物质需求的初步满足有一定关系。改革开放30年了，经济在跨越式发展，专注于填补长期缺失的物质欲求的同时，也导致对文化建设一时的不遑他顾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文化与精神上的空白地带。现在，埋首于经济建设中的人们，可以抬起头来仰望时，发现了这片空白的刺目与惊心。

　　恰在此时，一直在追求国际化的我们，忽然惊觉我们的文化艺术人才，不少人已经悄没声儿地被彼岸“化”走了。这便更强化了那份刺目惊心的不踏实感。尽管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，文化艺术人才的国界概念本来就越来越模糊，并不独中国而然。只有国门打开，才可能有人才的自由流动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种流动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的单向流动。而文化的竞争，最直接的，其实正是人才的竞争。

　　最后，给了我们锥心之痛的，更有那些曾经温暖了我们许久的文化大师，近年来纷纷萎谢，撒手人寰，也让我们顿生无依无靠的孤独与惶惑。

　　于是，对文化大师的千呼万唤，对文化人才的珍视与挽留，就成了一个默契的共识。尽管对这样的呼唤和挽留，有这样那样的议论，但问题提出本身，标志着时代的进步——我们终于开始如此一致地关注一个城市精神层面的需求了。

　　在社会的转型期，往往有伟大的作品出现。我们处在一个巨变中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渴求伟大的作品，渴求对历史的记录，也渴求灵魂的安慰与民族文化的提升。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，尊重创造精神，相信在今天的文化土壤中，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家终将破土而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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